难忘的芦中岁月

高中1953届校友　马守仪

来源：校办 输入：zzj

    1950年秋季,我在家乡丰南县读完初中,考入河北芦台中学,1953年夏从芦中毕业考入北京中国语言文学系,在芦中度过了三年时光,使我终生难忘。因为,在这里,我初步确立了一生从事文学事业的志向,也打下了能够考进名牌大学的学业基础。可以说,三年芦中生活是我漫长人生之旅的准备阶段,而这个准备阶段是如此的充满迷人魅力,以至使我回忆起来激动不已。如今,离开芦中整整50年了,每当乘车路过芦台车站时,我还总是情不自禁地向北方僚望,希望能够望见母校的身影。

那时是新中国建立之初,国家还很贫穷落后,生活中的一切还不能尽如人意,作为宁河县城的芦台还是个带着乡野风味的滨河小镇。而矗立于东大营旷野间的河北省立芦台中学,虽然尚嫌简陋,但在当地居民和莘莘学子们的眼中,她已是个雄伟壮观、颇有现代气息和媚人风采的庞然大物了。因而,走进这所学校,我们就由衷地产生了一种幸福感、神圣感和自豪感。

从家乡的初级中学走进这所闻名遐迩的完全中学,宛若从家乡那条窄小的煤河忽然来到水势浩荡的蓟运河,眼前的世界似乎宽广了许多。我最感受兴趣的是藏书甚丰的图书馆,有着许多实验仪器和显微镜的科学馆,还有摆着大钢琴的音乐教室。当然,最让人高兴的是这里有许多学识渊博,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。再加上学校后面有一条常有白帆飘过的宽大的蓟运河。正是这些,这所学校便成了有着强烈求知欲的学子们众望所归之地。

一所名校总是有其自身优长的,这大抵表现于教师优秀、设备精良、图书丰富、校风严谨等诸多方面,建国初期的芦中已基本具备了这些条件。

芦中有着强大精锐的教师阵容。那时,教师基本是由校长聘任的,人才的分配和单位所有制那时尚未形成。校长赵迈是位老教育家,他读过厦门大学和香港大学,是河北省政协委员。他眼界很宽,能聘来一些优秀教师。芦中的老师,有不少是从京津和各地聘来的,他们有的原来在大学里任教,有的是在北京一些著名中学里教书的。我在校时,教高中语文课的李谷贻、汤际亨老师都是老北大国文系的,都是鲁迅的学生。英语老师周寿岑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第一班毕业生,长期在北京各学校任教,年老时才回家乡芦台。另一位英语老师张简夫,原是北师大副教授。教大代数的老师是北大数学系的,教立体几何的老师毕业于清华,教化学的曹岳鹏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(今华东师大),物理老师王化茂不久去了北京师专,教生物的王监举教完了我们的课就去河北农学院(今河北农大)任教。一些青年教师如教数学的董希知、宋学义老师、教语文的杜淑芳老师那时不过二十几岁,但他们的学识和讲课艺术都是高超的,很受同学们的欢迎。

我受益最多的是李谷贻、周寿岑、曹岳鹏等几位老师。

李谷贻先生是从北京来的,他的家住在北京,他学养深厚,思想观念又很新。他讲课时常联系当前文艺界实际。他是北京大众文艺研究会会员,很注意研究民间文艺。他对我说:“你喜欢文学,应注意学习群众语言,要搜集、研究民歌民谣和谚语。”听了他的话,我便开始搜集民谣、谚语。我从家乡搜集的表现旧社会妇女苦难生活的民谣《棚子车》发表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《民间文艺集刊》第2辑。

周寿岑老师那时已年过花甲。他讲课很是严谨,对学生要求极为严格,考试时能得上70多分就很不容易了。他选用的教材是上海出的高中英语读本,内容较艰深,我们念的课文中有英国作家的随笔、论说文、也有高尔基的短篇小说。他讲课时注意分析句型,常用图解的方法讲解语法知识,用的也是英文词语。当时,我班一些同学形成了学习英语热。我们住宿同学早晨起来就背生字,还捡了粉笔头到教室里黑板上去书写单词。我买了一本带中文注解的英文小说《莫特先生在法国》,在课余时间来读,有不懂的地方就去问他。为了一个稀见的词语,他还专门去查《韦氏大辞典》。他的教学使我受益非浅,考大学时我的英语得了较高的分数。

曹岳鹏教师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就分配到芦中,一来就担任我班的化学课。我的化学课学得并不好,成绩平平,但他同我的关系却很好。也许他也喜欢文学,因而很能同我说得来。临近高考时,在选择报考志愿时,我曾一度动摇不定,他找到我,劝我报考文学专业,我这才下了决心,报考北大中文系。我到北大后,他曾乘去京之便,专程到北大去看我。

王监举老师给高一上的生物课,质量是相当高的。他在我们班上建立了动物、植物、昆虫三个研究小组。一次,他在学校附近看到了一匹死在田间的马,便把马弄来。他指导同学们解剖了马,精心制作一副马骨骼标本。他亲自动手操作,同学们给他打下手。用了很多课余时间,终于完成。标本陈列在科学馆里,这是我们生物课的一项成绩。不知这马骨骼标本现在是否还保存着。

在芦中,我读了大量中国和世界文学名著,那多是从图书馆借阅,也有些是从同学手中借来读的。那时,教导处的林密老师兼管图书馆,我同他相熟,可以直接到书库去挑选,我三天两头去借书。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,欧洲19世纪的文学名著,我读了不少,读得最多的是俄罗斯的屠格涅夫、托尔斯泰、契诃夫、高尔基的小说,也读了普希金、莱蒙托夫、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和短诗。我还读了一些文学家、科学家的传记。在图书馆,我翻到了一本法国明兴礼的《巴金的生活和创作》,还有一本外国人写的《笑之研究》是个老版本,我都借来读了。

在芦台,我认识了几个爱好文学的同学,大家不同班,却常交往叙谈,交换读书心得,探讨《河北文艺》、《河北日报》、《河北农村》三家报刊的通讯员。我的一篇反映飞机灭蝗新事物的短篇小说在《天津日报》副刊发表后,得8万元(旧币,即今8元)稿费,我4元买了两个口琴,一个送给我的好友鲁天钧,剩下的钱买了书。从此,我做起了作家梦。

星期日,如遇集市,我常一个人到扰嚷的人群或河边码头去观察生活,在小本子上记录劳动人民生动的口语,积累写作素材。学校组织去高里区农场参观,在那里,我第一次看见苏联生产的联合收割机,觉得很是新奇。这些生活皆是我的写作素材。镇压反革命运动时,一次,我们参加县里召开的公审大会,公审一个罪大恶极的杀人魔王。我被派台上做记录,亲耳听到了穷苦百姓的血泪控诉,心有所感,便在暑假里创作了一部长篇叙事诗《血泪河》。

1951年读高二时,我从图书馆借到一本巴金写于1832年的中篇小说《砂丁》读了这篇描写锡矿工(砂丁)们悲惨生活的作品,我感到震惊,心痛欲裂,并产生了许多困惑:这是在什么年代、什么地方发生的事?”砂丁”们为什么任人宰割而不反抗?这样的生活是真实存在过的吗?于是,我鼓起勇气给巴金先生写了一封信,向他提问这些疑问。我只知巴金住地上海,对他的住址和工作单位一无所知。记不得是怎样写的收信人地址了,反正含有寄出后并不存多大的希望,不知他能否收到,收到后能否回信,信寄出后也就淡忘了。无意在10月间的一天,忽然见到学生信插中有我的一封信,那字迹陌生却又有些眼熟。信封上印着”平明出版社缄”几个红色铅字,地址是上海汕头路82号。拆开信看,竞是巴金先生写来的信。巴金先生在信中回答了我得出的几个问题,并说”这小说是凭自己的想像和朋友们告诉我的一些情节写成的”,”这小说是失败的作品,绝版已有四年了,想不到你却在最近见到了它。”巴金先生的信使我明白了一个原本是浅显的道理:文学不源于生活,不能回避虚构。巴金的这封信我一直珍藏着。那时,先生正当四十几岁的盛年,如今他已是一位百岁寿星了。

我在芦台毕业时,正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肇始之年,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量专业人才。那一年,高校招生人数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年,全国高校计划招生7万人,实际招生8.2万人。这个数字与今天简直不可同日而语。那时,工科是热门,尤其是地质勘探、钢铁、石油、水利更是热门专业,同学们多数报考这些专业。我兴趣广泛,除了热衷于文学,也对生物、天文、气象、考古、音乐怀有兴趣。我想做个文学家,也想成为生物学家,天文学家、气象学家、考古学家、作曲家。进入高三以后,大家都商量着选择报考的专业,我的心也七上八下,一时举棋不定。我有多种爱好,偏偏不爱工程技术。因而我只是在文科和纯自然科学的专业中进行选择。我给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张俊德(他原是小学教师,爱好天文学,发明了一种观测天象的仪器,调到天文台工作)和南京大学气象学系都写了信,询问那里的情况,他们都复了信。那几个月中,我一直动摇于报考文科和理科之间。那时,报考大学不分文理科,一律考中学学过的8门课,考生可以任意填报专业和学校。

到了临近报考时,曹岳鹏老师找我,对我说:”根据你的志趣和条件,你应该学文学,你有很好的基础,学文学对你更合适。”他以过来人的身份,向我讲述了这样的道理:选对了专业,可以学得好,事业上有成就;选不对专业,便难以学有所成。听了他的话,我便确定民报考文学专业。那时是先报名,填写志愿表,然后才参加考试。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中国语言文学系,第一学校是北京大学,第二志愿是南京大学,第三是北京师范大学。第二志愿是生物系,学校仍是这三个。结果,我以第一志愿被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录取。写到此处,我也愿以过来人的身份劝告年轻的学子们,选择志愿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志趣和条件,选对了专业可以事半功倍,选不对则事倍功半。切不可追风逐热,也不应先考虑什么工作挣钱多便要学什么专业。

让人怀念的还有芦中丰富多彩的文艺生活。那时,学校每学期都要搞几次大型文艺晚会,多是演出大型话剧。在记忆中,由老师和高三班合演的《雷雨》、高三班演出的《大榆林》,我班演出的《思想问题》、《爱国者》都是很受欢迎的。周末常有歌舞晚会,也有交谊舞会。舞会主要是由老师和高年级同学参加的。同学们多是去观看。这些往事已经离去很久了,但它们却总是能够引起我美好的回忆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03、9
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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